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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孙中山的光辉”源自民族文化之昏聩  

2010-04-11 11:08:38|  分类: 热门转帖(奇文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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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父>

   作者:钱文军 2008-03-29 00:51:16 发表于:博客中国




      2006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往事”专栏刊载了两篇有关孙中山的访谈录。一篇是官方的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金冲及的老生常谈,所谓“官不变道亦不变”,老调子是国共两党难得一致的协奏曲;恰如19世纪末英国哲学家赫.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里的断言:“在人类自由最不受重视的地方,英雄崇拜总是盛行的。”金冲及所说的“孙中山的光辉”,了无新意,不过是这个民族自图腾崇拜一直发展至皇权崇拜的延续而已。至于孙的“世界眼光”,那更是因政治需要而“立邦”出来的迷幻色彩。孙大炮满脑子都是虚荣,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博士学位,却以博士自称。有辩护者说是“医生”(Dr.)误译所致,可《孙越宣言》里左一个“博士”右一个“博士”却是不必翻译的汉字。孙一直自称“洪秀全第二”,延续至今的颂扬太平天国这个邪教祸乱为“义举”就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为实现其总统梦,堪称不择手段,首次谋划“起义”即为事成后谁任“合众国总统”与杨衢云争执不休。辛亥之后,袁世凯致信黎元洪首倡和议,南北议和本已初步达成共识,国内和平局面已见端倪,然而老孙风尘仆仆赶回来,立即否决了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力主总统制;接着否决了各省代表拟选其为“大元帅”,非要当正式“大总统”不可。但各省代表没有完全就范,不顾其一再主张,硬是给他的“大总统”加了个“临时”的前缀。孙中山曾经信誓旦旦游说革命党各派势力,说他主政后立即可以得到西方各国承认,从而外援不断,清廷速亡。这个理由一度使革命党人相信,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他不断呼吁各国,甚至以承认清廷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进一步开放中国全部市场相诱惑,却无一承认孙氏政府之国,就连当时极欲“趁此绝好机会,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公然支持孙氏立国。接着孙不顾本党要员包括黄兴在内的一致反对,破坏基本达成的南北和议条款,力主“北伐”,甚至不惜暗中勾结日本,拟定牺牲满蒙的条约以换取日本借款1500万助其实现个人野心。统计资料证明,日本政府在这几个月内给南京“临时政府”贷款12笔,共1079万元,资助老孙挑动内战分裂中国。就连他的忠实拥趸汪精卫也忍不住高喊:“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黄兴则威胁说议和不成就切腹自杀!且日本政府一方面顾忌西方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看不出孙中山有何能耐获得“革命成功”,并不敢公开放手援孙。孙一意孤行之“北伐”泡汤之后,日本政府即允孙文等逃亡日本,并以为筹码要挟不肯就范的中国北洋政府。有研究表明,随后的“二十一条”正是孙中山通过“黑龙会”促成的,这个竭力帮助孙中山的日本极端团体,正是20世纪日本侵华的主要策划者,就连“中山”这个名字也是“黑龙会”干将给孙起的,“伟大的爱国者”?


试想,如此独断专行算哪门子“世界眼光”?当时的孙中山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表述的,毫无安邦定国之能耐,“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重新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为实现其“大总统”美梦,所作所为也就是搅乱中华,使“和平与秩序”不能实现,这正是日本一直渴求的状况。以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所述:“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可见历史教科书所谓“军阀混战”根本不实,老孙挑起的战端更甚!从那时往后,直至“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的内战更多更惨烈!美国驻华大使嘉乐恒辛亥革命爆发后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后来,在与苏俄代表马林密谋进程中,1922年元旦,孙在桂林举行“升旗礼”,废弃了南京议会通过的“五色旗”,将自己主张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定为民国国旗;1924年11月11日孙下令将国民军改为“党军”。证明嘉乐恒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老蒋奉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实正是孙的遗愿,他俩都没本事实现,只有老毛做到了。


我们判读近代历史,脑子里箍着“革命”、“党派”的“紧箍咒”是读不出所以然来的。身为中国人,只应该从国家、民族以及历史进步的立场去看去想。近世中国,所谓“西方列强”的侵略已经不复存在,若不是“义和团”滥杀无辜,连“八国联军”也不会发生。进入20世纪,真正的外患只有俄国(包括苏俄)和日本。即使这两者,说他们想“亡我中国”也不真实,因为稍有思辨能力就不难知道,中国是亡不了的,根本用不着谁去“救亡”。忽必烈、努尔哈赤分别灭掉南宋、大明,结果只是把自己也搭上了。俄、日之目的仅仅在于分裂、肢解中国,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东方大国屹立于世界。为此,苏俄肢解掉一个外蒙古,吞并掉唐努乌梁海,使中国失去了比“大清卖国”还多2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扶持溥仪搞“满洲国”,搞“华北自治”,扶持汪伪搞“民国政府”,都是为了上述目标从而使日本得以成为“东亚盟主”而不是“灭掉中国”。恰恰相反,“西方列强”还是明智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市场,只要中国能够开放,一个统一繁荣的中国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仍愿意维持清朝,这才有“太后回銮”。很可惜,中国有太多人热衷于改朝换代,期盼“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有内战不已打出一个“真龙天子”来方作罢。孙中山“坚持革命”之精髓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只是与历史上多数改朝换代不同,多了两个外患趁机取利,国家、民族要吃亏就难免。历史摆在那里,辛亥以后,中国陷入空前规模的内乱之中,苏俄、日本乘机取利。若不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恐怕不仅外蒙、唐努乌梁海,连“满洲国”、台湾也都不会属于中国了。孙中山“先行”的“革命”该负多少责任?恐怕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我不知道像金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怎么能说出如此话语:“在1912年,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西方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只有美国和法国”。我们暂且不去争论欧洲那些君主立宪国家是否都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也不去探讨孙中山是否真的奉行过“民主共和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也是人类最早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是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1263年就已经立国于共和制了;其次是瑞士,它选择共和体制是1798年。在西半球,1804年海地共和国立国,巴拉圭(1811年)、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哥伦比亚(1819年)、墨西哥(1821年)、哥斯达黎加(1821年)、秘鲁(1821年)等殖民地也接踵独立,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连独立后惟一实行过帝制的巴西也于1889年改行民主共和国制度了。欧洲俄、奥、法、普组成“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对美洲诸共和国发出干涉威胁。美国总统门罗1823年12月2日发表《门罗宣言》,公开声明:“(欧洲)各盟国如果要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区域,而不危及我们的和平幸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我们南方的弟兄们,如果听其自行处理,它们会自动采用欧洲的那种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干涉,不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视若无睹。”这个宣言有效地遏止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干涉企图。到19世纪末,共有18个独立国家选择共和国制度,如果连同1902年独立的古巴共和国、1903年独立的巴拿马共和国,到辛亥革命时除加拿大与一些蕞尔小国还是殖民地之外,整个南北美洲已经成为共和国的世界!为了吹捧孙中山怎能如此信口雌黄?难道就不在乎别人查阅历史资料?而且,这种把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国家排斥出“民主共和制度”的思维,同样是改朝换代情结所致。这种思维模式后来演绎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实不过传统文化改头换面的延续,并没有多少进步意义。


中山本非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做成一件像样的事情,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病死。另类语言称作“不屈不挠”。而且他一生皆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有奶便是娘。1895年趁中国甲午战败,孙中山谋划兴中会首次起义,积极寻求英国支持,遭拒绝,最终起义失败导致陆皓东等被杀。1900年,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孙中山由日本奔香港策划惠州起义,亲自赴台湾,与军国主义头目、台湾总督儿玉原太郎密谋策划,命令有众多日本干将加盟的“义军”直攻厦门,为日军提供干涉借口,然后日军出兵占领福建,并资助孙中山攻取两广立国,借以肢解分裂中国。若不是西方列强对日本施加压力,英美军舰开赴厦门近海向日本海军示威;随后,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严令儿玉不得妄动并驱逐孙中山,在日军羽翼下的孙记华南政府恐怕会搞成了。1907年,亲赴越南获法国殖民当局协助,发动广西边境一系列起义,孙并与法国军官携手亲自开炮轰击中国军队。且不细说孙中山为获得日本支持,一次又一次不惜出卖满蒙的勾当,也不细说为了获得苏俄帝国主义的金钱与军火援助,不惜认可苏俄对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之侵略。就连那个“新三民主义”,也是按照苏俄的指示逐条修改才发布出来的。更有甚者,1920年9月,孙派他的警卫团长李章达赴苏俄,请求苏俄红军进军中国,沿着历史上的进攻路线直捣四川,以助其得天下。声称,在四川的4万国民党员都会兴高采烈地配合红军的进攻。就连越飞也认定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1922年秋,得知苏俄在霸占蒙古、中东路问题上遭遇吴佩孚强烈抵制,越飞两年不得进展后,孙中山派张继带亲笔信前往北京密会越飞,表示他可以做军阀不肯做的事情,苏俄应该撇开吴佩孚的北京政府而跟他谈判。越飞在取得莫斯科同意后即以此做筹码,要挟北京政府。仍未果,即于次年1月16日赴上海同孙密谈,26日达成《孙越联合宣言》,明确声明“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中东路也“维持现状”,出卖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换取苏俄军事与经济支持,破坏北京政府与苏俄谈判所坚持的原则。以后,苏俄就源源不断地出钱出枪炮出军事教官扶助孙文,使其成为“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以实现苏俄“占领中国的打算”。1924年11月2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神户请孙中山作《大亚洲主义》演讲,孙大谈对欧洲强盛民族只能“诉诸武力”,并建议日本彻底抛弃与西方各国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扫清国际制约这个障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上台,果然跟孙的主张一致,退出国联,摆脱国际制约而“诉诸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幸的是,中国恰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伟大的爱国者”就是如此爱国的?更为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历史学者的描述。倘若一而再再而三地勾结外国政府与民间力量颠覆本国,甚至不惜要求外国出兵侵略本国,非但不受谴责,反倒成了伟业,这个民族只能用昏聩来形容。既然孙中山请求苏俄出兵推翻中国政府算是“伟大的爱国者”,那么,我们还能骂谁是“汉奸”呢?


孙中山自述:“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这是一段还算坦诚的自白,试想,什么样的独夫才会把国家民族视作自己的孩子呢?这段话可以作为孙唆使青年团提案恭奉其为“国父”的指控作证,只是距离金教授所夸耀的“他身上完全没有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常有的那种民族自卑感,那种奴颜婢膝,他总是充满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去十万八千里!难道不惜牺牲中国利益以向苏俄乞求援助就不算“奴颜婢膝”了?



而且,比照同时代的清廷、北洋,还有哪一位人士像孙中山这样挨家挨户向每一个“列强”乞求资助的?其实,正是吴佩孚坚决拒绝苏俄利诱,强硬地捍卫中国对外蒙古、中东路之主权,苏俄在北洋政府面前得不到好处才去勾结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伟人,难道会“被急流冲走”吗?为了一己之私,抓住“苏俄这根稻草”的代价是使中国失去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如果说满清割让了约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是十恶不赦的卖国政府的话,革命者前赴后继,丢掉的则是172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尚不包括那些小额边境领土,例如丢不起也收不回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领土。这些,都是以孙中山为先行者的中国革命之代价。


另一篇则是笑蜀对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访谈录,属于批判性意见,委婉地以“二次革命”为批判对象并讨论了民主共和制度百年沧桑路。很有道理,也有保留。例如,“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也许过奖了。在一切革命家那里,民主共和更像是口号,或曰幌子。萧伯纳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本质些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袁世凯无论有多少不是,中国的新政,老袁的贡献根本不是老孙可以望其项背的,对此,袁伟时教授有更多精辟的论述,我也不打算在此班门弄斧。


但由这两篇访谈录引起,似乎我们应该思考的还不止于此。孙中山是国共两党共尊的领袖,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准非议的地位,这种领袖崇拜的规格,本身就是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嘲弄。我们知道,孙中山最终的遗愿是“遗体可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学列宁的样,以供愚民顶礼膜拜。自列宁开始,所有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革命领袖,皆以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打造现代木乃伊,实在也是莫大的讽刺。其实,“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戴在孙中山头上远比戴在袁世凯头上更合适。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只到太史公为止;太史公以降,所谓历史记载都成打家劫舍者的发家故事。恰如《庄子.外篇.胠篋》所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鲁迅总结成“抢得天下者便是王,抢不得天下者便是贼。”司马迁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整个是一痞子。大声撒谎,从吕员外家骗得一个老婆;其父将被煮成肉汤,他坦然宣布要分一杯羹;仓皇逃命时不止一次把老婆和两个孩子一起推下车去,只求自己轻车快逃;及至登基称帝,诛杀功臣。反观太史公笔下的败将项羽,有情有义有节,不但一部《霸王别姬》演绎至今,就连那首琵琶曲《十面埋伏》亦如泣如诉,搞得张艺谋也忍不住为之拍部电影。毛也说过:刘邦是胜利者,天下没有刘邦庙;项羽是失败者,老百姓却到处为他建庙。这要归功于太史公著史,成败与道义各有表述。以后就不行了,文人们五行缺德,昧着良心为权势者歌,当朝皇上皆圣贤,只有待后朝替了前朝,才会有类似太史公揭汉高祖短处的文字,当然还是为本朝颂德而揭前朝之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林彪,突然间从最忠化作最奸,全国人民都傻了眼。无怪乎黑格尔在读罢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大作《纪实》之后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专制是道德沦丧的捷径,它必然导致腐败就是历史铁律。国民党为了自身的专制而极力吹捧孙中山,隐瞒其“为革命卖国”的种种劣迹,最终付出惨痛的代价:蒋师兄毕竟不敌毛师弟,稀里哗啦逃亡到台湾去了。也许又一次验证了那句古希腊格言:“能打倒一个暴君的,一定是更暴之君。”


《庄子.胠篋》又云:“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的理解,这里说的“圣人”,并非特指“圣人”自身,而是泛指“圣人”崇拜情结;只要这个情结存在,就有市场,无数“大盗”就会为之奋斗,不择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离不开撒谎,谁越能厚颜无耻地撒谎,谁越能成功。于是林彪认真总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以后就得出结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然而林彪依旧没能成大事,盖因其指鹿为马的能耐没有修炼到家,仍视假话为假话。倘若能修炼到说假话说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地步,也就不会葬身温都尔汗了。例如老毛制造胡风事件,明确地指令周扬要“做一点文章进去”,可就在这“做”进去的文章里却庄严宣告:“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可谓“义正词严”。可见,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只要“斗私批修”不彻底,哪怕只留下“私字一闪念”,你就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不能摒弃一切道德、伦理、人性、正直、同情等等乌烟瘴气的东西,当然也就不能“革命到底”。


在无论来自哪一个外国的夸赞里,中国人会有睿智、勤勉、节俭、能干等等好说法。但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从来没人说中国人有魅力。人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站着,没有任何跪倒在“圣人”脚下的人群会有魅力。跪倒在“孔圣人”脚下的中国文化是没有魅力的,充其量不过鉴赏物而已,就像那些躺在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因为它没有推陈出新的生命力。同样,无论跪倒在“孙圣人”还是“毛圣人”脚下,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魅力,因为跪拜与愚昧是很难分割的“联体婴儿”,可能获得同情,但决不会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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